读史杂记(一)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北宋历史或者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大文豪苏东坡与当时的宰相王安石是政治上的死对头。王安石的“新党”主持变法，而苏东坡等人反对其新法，两派人马闹得不可开交，苏东坡后遭王安石一派构陷，事发“乌台诗案”，险些丢了性命，后来被贬黄州。   于是心目中便建立起对王安石这样的印象：他还不就是一个借新法排挤打压贤能的妒臣，一个贪功冒进用新法陷黎民苍生于死地的愚蠢的改革派，一个邋遢不修边幅文才一般的“拗相公”吗？   而今读到的史料里却有这么一段，当苏轼因乌台诗案事发下入大牢，一群宵小必欲致其于死地而后快之时，时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却急忙上书：“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照理说，苏轼是他推行新法的最大反对者之一，而且苏轼也屡对其文才冷嘲热讽，听闻此消息之后，他应该拍手称快才是。而他的举动却是出人意料之外。   再后来，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又离开黄州，顺江而下，到了金陵。在王安石的“半山园”里，两人相见，诗文唱和，好不愉快。告别时，王安石由衷盛赞，像苏东坡这样的，五百年才能出一个。而后苏离开金陵之后，连着写了两封信给王，又写过一首酬和王安石的诗：“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表达对王公闲云野鹤般生活的追慕之意。言语之间，诗文往来之中，两位历史名人惺惺相惜的感觉呼之欲出。一笑泯恩仇，比较熙宁年间两人激烈的政治交锋，再来体会两人之后的交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也正是说明王安石虽为人燥厉，变法有误。然而他对人对事还是极有原则和分寸，当苏轼与之政见相左时，他会动用相当手段排挤打压苏氏。而真当苏氏遭受危难之际，他又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后两人更是同游紫金山，诗文唱和，并且由衷赞誉苏氏之才。可见其胸襟之阔大。也许我们忽略了他的正直与磊落，忽略了他宽广的内心。读史至此，曾经蒙在王安石身上的一层灰尘被轻轻地掸落在地。   而说到王安石，同时期的另一位历史人物也呼之欲出。章惇，苏轼的好友，也是改革派的干将之一。绍圣年间出阁入相，他对苏轼采取的手段，显然已经突破了一般的政敌之恨的底线。作为好友，他却对苏轼屡使阴招。公元1093年，他将苏氏贬到偏远的惠州。而当苏氏在惠州写的一首诗传来，“为报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他是恨牙根直痒，他恨苏东坡如此逍遥自在，恨苏东坡的达观放旷。他就将苏东坡再次贬到更为偏远蛮荒的海南岛。据说他当时决定所贬之地时，采用文字游戏的“玩法”：苏东坡字子瞻，瞻字的右边为一“詹”字，与儋州的儋字右边部分相同，所以就将其贬至儋州。同时，他又没有放过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字子由，由是雷州的雷字下半部分相似。因此他一纸令下，将苏辙发配到同样蛮荒的雷州。你们兄弟俩情深似海，那我就让你们隔海相望，距离虽近，却难以相见。其歹毒的内心可见一斑。这还仅仅是第一步。紧接着更是步步紧逼，招招惊心：不许苏辙占用官舍，苏辙不得已赁居民房；又以他占据民宅为由，严令州里惩治苏辙；而海那边的苏东坡呢？有史料记载：绍圣五年，正是章惇气焰冲天的时日，时任湖南提举常平董必奉命视察岭南，不仅弹劾了曾招待和帮助过苏氏两兄弟的当地官员，而且还将苏东坡赶出官屋，令其仓惶栖身于茅草棚之中。这位董大人这趟行程所为何来？奉着谁的命令？竟如此猖狂，是不言自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   同为苏东坡的政治敌人，章惇的种种作为，完全是卑鄙下流无耻的小人之为，毫无原则与底线可言。也难怪后人将章列入奸臣之列，如此肮脏龌齪的内心，也真是一时无两，相较王安石，高下立判。   打开历史的课本，寻找历史缝隙里的幽微之处，这一点烛光渐次明亮起来，可以照亮每个人的心路历程，“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所往。”   原创：庄丰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