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做了(2)

”和“我没做”，心境截然不同。生活同样在彼岸，如果
“做了”，心灵的挣扎就像在黑暗中泅渡，时刻想捞根稻草作为横木以自救；如果“没有做”，坦然乘小舟迎风扬帆上岸。在“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的美国，即使作奸犯科的嫌犯往往也能侥幸地等来“罪名不能成立”，然而，道德的自我救赎却并不与侥幸的法槌一道轻松落下。 在中国同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前拾到了一个遗失在车上的装有四万元的钱包。当时千方百计地躲过了警察的询问和失主的找寻。一切都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二十年后，他出人意外地把这笔钱交了出去。四万元钱被他作为一个包袱背负了二十年，而且越往后心理压力越大。尤其是当儿子长大了，他需要担负起对儿子的道德情操教育，每每这时，心虚和愧疚更让他无地自容。 人想以“人”的方式活着，必然要求以一种道德（与“人”这个定义相匹配的道德和尊严）的方式存在。在内心，恶行终将等来忏悔，这只是时间问题。当法槌落下来，我可以瞬间无罪，可是，如果我做了，我将很难逃避良知对自己一生的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