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我们都走过耳听爱情的年纪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可每读到这句，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在这时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那个年纪，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连追忆往昔、与人聊天都成了奢侈，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地走过从1998年至今的17年？
而其间，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
有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当年，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找到她“吵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年少相识，青梅竹马，最后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的“协议”，以至于很多年后，费老依旧对记者说，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
费老来看她，甚至细心地为了不惹她多心带着自己的著作请她“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
怀旧或者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水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轻快的交流给她独居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可是，嘘寒问暖、相谈甚欢之际，她突然觉得失态，态度立即冷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