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钱意识”(2)

从大年初三，找到初五，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眉目。直到初五晚上，父亲终于张口说话，喉咙里明显堵着一块痰，后来知道那就是回光返照。妈妈急切地问：那几张存单，放……放在哪儿？
父亲微微睁开眼，说出了地方，妹妹很快在存放鸡蛋的陶罐底部的旧报纸下方，发现一份我若干年前带回去的文件材料，那文件是摺页式的，十多张存单就隐身在那里，有的五百，有的八百。
妈妈说，平时一凑到整数，父亲就跑到村信用社存起来。大姐点了一下，她突然有些不合时宜的兴奋，脱口而出：你存的是一万八千二百，意思是：要——发—— 儿，“要发我儿”，是吧？！大姐最知道父亲的心思了，父亲艰难地点了点头，也笑了。
我半跪在父亲的身边，他当时躺在堂屋的地铺上，这是乡下的规矩。寿衣都已经穿上了身，他有些不习惯，几次想起来看看，都没有成功。儿子当时才六岁，正是最调皮的年龄，但是看到爷爷病重，睡在地铺上，立马收敛了许多。
我永远记得那个深夜父亲在临终时对我们的交代。父亲吃力地伸出那双枯萎的大手，慢慢抚摸着儿子的头、脸，从上到下，摩挲了一遍，仿佛是对另一个自己在道别，这恐怕就是农村人理解的传宗接代的最有仪式感的一个场景了，可惜没有留下任何画面，只能珍存在我今生的记忆里。

父亲的那一万八千二百块钱，其实对我们并没有实际的作用，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一种精神鼓励，所以我当时特意请人将所有的存单复印下来，留在将来作为最原始的家教素材。父亲虽然是农民，毕竟跑过大码头，在大上海拉过黄包车，他的教育方式在乡下也是独树一帜。
读大学时，当时一学期花销不过三四百元，偶尔有稿费贴补，可以改善改善伙食，接待同学。父亲老是担心我会大手大脚，有次假期结束前跟他要钱，他推起自行车就走，说要到城里上班的大姐那里借去，下午回来，他果然借了三百元回来。
我返校之后，据说妈妈在家常常偷偷以泪洗面，父亲追问她原因，妈妈说，人家伢子考不上大学也罢，我们家考上了，没钱读，还要四处借，命苦啊！
一回两回，父亲都没有理会，后来他不得不摊牌，所谓的“借钱”，不过是他和大姐演的双簧，他是怕我知道家里有钱了，就开始抖了，不懂得珍惜了。
父辈是从物质稀缺的年代跌打滚爬过来的，他们最明白钱的来之不易。父亲走后，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每次回去都要给个千儿八百的，我知道她不会乱花，但是手上有钱，有好多的钱，那感觉、底气是不一样的。她把我们带回去的大钱都封存在塑料袋里，然后在灶口挖个洞，将塑料袋藏到那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挖出来……
上次回去的时候，妈妈喜滋滋地告诉我，她已经存了八千块了。我责怪她，给你钱就是花的，存起来有什么意思？要是存款，不如我自己存了？！妈妈说，农村的规矩，人死了总要给儿孙留点钱，什么都不留下，不作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