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心经》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还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20世纪50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母亲十分开朗，身体健康之时，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翌日，母亲大早起来，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疾行——每天沿着磺溪走45分钟，风雨无阻。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当时推动树木户籍制度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了声抱歉，就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之后每次行经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那片树林，说那是她跟龙应台救的。
2001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随行。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内地，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出来，母亲不自知。返台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