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在丈夫的哄骗下生出了孩子(5)

当然，我现在可是个好妈妈。当妈的感觉是生完后慢慢找着的。
舞蹈家邓肯在自传里曾描述过自己分娩的经历，她说那种比“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还可怕”的酷刑，每当想起就令人不寒而栗。由此她痛骂“科学难以言状的自私和盲目……让无数妇女依然受苦如故……”
历史上称得上优秀的女人在生育上遭此厄运的不在少数：庐隐因分娩而死。宋庆龄、邓颖超因战争摧残终生未育……甚至，史料上说，鲁迅在许广平生海婴时曾被医生这样问过：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事实上，科学的自私和盲目在以往远没有社会文化观念对女人的摧残更严重。
被邓肯视如酷刑的生产不仅反映在肉体痛苦中，更惨无人道的是表现在将女人完全等同于生育机器。
“一个母亲，就像某种昆虫，既已终了她的传种的义务，就死在随便哪个地方。”
(易卜生《玩偶之家》)
因此，才出现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西蒙·波夫娃对母亲角色的质疑。当有人问她是否会为没有做过母亲而遗憾，她反诘，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问过萨特会不会为没做过父亲而遗憾。

今天的女人早已不甘于做“某种昆虫”。女人们也懂得了权利的使用。但在生育选择中，妇女的个人意愿、决策自主权终究占多少比分？不容乐观。
影响妇女对母亲角色期待、认同的不良因素来自于丈夫和家庭。比如对待妻子(媳妇)怀孕、流产的态度使她依然感觉到自己是生育工具，使她因此产生逆反心理——否定母亲角色。最终拒绝生育，或者在麻木和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怀孕分娩。
许多妇女有过这种心理体验，生育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被动的接受，对母亲角色缺乏心理准备，因此，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的转换。
所以，在今天，生育的选择应该说更是一个家庭的(父母)选择，有时依旧是家族的选择。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里，生孩子是一种投资。孩子是有价的。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生育行为最终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看似缺乏人情味的解释，实质上正被昨天和今天的家庭生育决策者们用实践诠释着。在投入、产出中，往往将妇女的情感、真正的心理需求搁置角落。要不要孩子？城市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地选择不要孩子。选择的背后，更实质的是利益的权衡、投入产出的计较，是生孩子还是买跑车的矛盾冲突。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分析》里指出：“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不知奢侈的经济引领着女性在享乐的欲望中沉迷，会不会最终彻底泯灭女人渴望做母亲的天性？果然如此，真是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