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末日悲剧_历史故事(2)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到，明朝以文官制度为支柱，以道德为立国精神。帝国上下各体，各司其职，上下得体，关键在于文官集团的稳定。聪明的皇帝应能利用自身的权威，调和矛盾，奖惩有度，在文官之间不偏不倚，维持整体行政架构平衡，从而保证帝国各项行政事务的有条不紊的运行，不因文官集团内部正常的争执，而发展成为那种非正即邪、非你即我、你死我活的党争运动。崇祯即位之初果断行动消灭了阉党，但随后以复社钱谦益、周钟、陈名夏等为代表的“小东林”，与冯铨、阮大铖等阉党余孽以及温体仁、周延儒等势力之间的新的政治斗争再度重现。崇祯帝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顽疾；在对后金防御和镇压义军的整体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上，例如朝议是否对金议和、暂取守势，而以全力对付农民军，朝议难下决议，帝国一再丧失先机，终至局势无法逆转。崇祯帝虽然厌恶党争，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利用帝王的超脱权威，维持文官集团各种势力的平衡，所以说他是“人谋”不足。
相反，温体仁、周延儒之流奸臣，一再利用皇帝励精图治的雄心，谋取首辅大学生的地位，使军国大事和皇帝本人统统成为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皇帝终于彻底丧失了对外臣的信任，转而信任太监，又走回了前几任皇帝的老路子上去。因此，清朝统治者客观的评价道：故明并非亡于大清，而是亡于党争也。

此外，崇祯帝也没用解决晚明以来土地兼并严重的局势，国库空虚，而皇家庄园依然在聚敛财富，福王等大地主占据大量良田，普通百姓无生存之地，又面临天灾饥荒，只能造反。在李自成即将打到北京，国库缺乏用作招揽勤王军队的银两，大臣希望皇帝拿出内库银子以资军费，崇祯帝断然拒绝。也许崇祯帝认为内库的钱是自己的，而国库的钱是公家的；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你皇帝一人的，帝王位子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而公私此时尚然如此分明。如此看来，崇祯帝并不明智，有点小家子气，缺乏君王的度量气概。缺乏度量，也正是他无法宽容朝臣失败、杀袁崇焕的原因。
然而，崇祯皇帝又是一位悲剧性人物。大明的天下几经传递，到他手里时已经是腐朽不堪；万历、天启昏庸，而无亡天下之近忧；崇祯虽殚精竭虑、勤勤勉勉，终不能逆转命运。崇祯帝虽身死国灭，但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俭朴到穿的衣服也有补丁，完全不同于其他末代君王的昏庸、堕落；据史学家论证，崇祯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不近女色，也不像他的祖父有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哥哥天启帝喜欢做木工活等兴趣爱好。他晨起而朝，暮色中仍在批阅奏章，或与重臣商讨镇压义军、防御辽东等军国大事，没有一息闲暇，没有一丝喘息之机，一心只在挽回大明颓势。然而，让他倍感孤独的是，面对日趋恶化的内外局势，满朝文武大臣中却无一人愿为君王分忧。他们在朝则热衷于党争，为一己利益而不顾天下百姓的利益，更不顾大明江山的稳固；归家则歌舞狎妾，聚敛财富于小家，全不思义军已即将打到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