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交吴冠中先生

我和吴冠中先生同住一个小区。去年我要迁新居,在准备拔掉电话机的一刹那,我想到要和吴冠中先生辞行。电话里我说会常来看他,希望他保重。他说他身体其他方面还好,就是睡眠不好,吃四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三个小时,很痛苦。我问他还在创作吗?他说很困难……电话里,他说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远行。 回想起前年春节,我最后一次去给吴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一样,我除了带去一张会说拜年话的嘴,仍旧空着两手。但当我们双手握在一起时,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受到送给我的温暖。 虽说是过年,他家的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生活多年来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小画室不到10平方米,面朝阳,画案旁的餐桌上已摆放好午餐:一只盘子般的大馒头、一盘“水煮蒜苗”、两碗多种豆类煮制的粥。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就餐。
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刚刚理了发,就问,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吴先生显得挺高兴地说,街边理发师傅搬进理发室,不用站街了。 很多年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我每次遇见他都会开玩笑地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咋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先生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不同,价值一样。凡到这时,他的脑袋会被剃头师傅“无情”地归位。他只得低头喃喃:我这时候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剃头师傅遇到这样的情景,就会神气地哈哈大笑说,那你们先聊会儿吧。谈笑间,吴先生总会有意无意地谈到他的“创作观点”。此时,我都觉得他很孤独,期望别人的理解。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吴先生的一些观点有些非议。我知道吴先生有很多话要说,我也知道他有很多话不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