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二十元钱

几十年前，写信是人们异地联系交流的最普遍方式。
我参军后，每月与家里有一次通信往来。可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我连续两个多月没有收到家信，真急人，不知道家里有什么事。由于我天天去收发室询问，连收发员小李也很关心我家信这件事。一天下午，我和我的搭档小黄正在擦拭放映机，收发员小李手里举着一封信走进我们电影队，对我说，“耀光，你家里来信了”，我停下手中的活，当即拆开信高兴地看了起来。但是，越往下看心情就越沉重。我原本就病怏怏的妈妈，端午节过后，身体越发不行，心慌心悸，呼吸困难，常常上气不接下气，并且双脚开始水肿了，不要说干不了地里的活，就是洗衣、做饭一些家务活都很吃力，父亲带着妈妈去长沙治病，在湘雅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妈妈的风湿性心脏病虽然好多了，但回家后还得长期服药治疗。对于我们这个贫困家庭来说，母亲生病住院是雪上加霜，经济困难可想而知，但父亲信中从不叫困难，反而说家里有他，叫我放心，要我安心部队工作。
看到这里，我既感动又难受，母亲身体不好，就靠老父亲一个人干活养活一大家人，他终日辛苦劳作，日子虽然艰难，但从没有喊过苦。不到二十岁的我，情绪的变化都写在脸上，被在一旁的小黄看出，他关心地问我，“小陈，家里有事吗”，“没，没事。”我支吾其词，想搪塞过去。“没事？我不信。”小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