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友人书（8）

晓明兄，近年来理想与现实在我眼前呈现的是残酷的二律背反。　
咱们大西北一别已是整整十四年.
这十四年，社会的变革以空前的速度向前推进，目不暇接，经济建设成为核心命题.
它改变了我们生存的条件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种种社会关系。四周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不要说社会、公众、政府这样的大事物了，就是一些我自以为相知的个人，都一个个出乎意料的走向媚俗、走向了势利、走向了现实。自由、平等、公正、宽容、博爱等等曾被知识分子赋予激情的口号，被填注进“私利”的涵义，并作出种种世俗的阐释。人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精神操守、放弃了追求、放弃了信仰、甚至放弃了良心、放弃了爱、放弃了恨。政治、道德、伦理、价值、情感、责任被无情的拆除、解构、重组——一种深广的荒诞感在我内心弥漫，主体性走向没落的黄昏。
因而我常常困惑，常常被困扰，常常盲目的活着。直到如今，似乎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我”，一个固定的“自己”，好像还在成长，还在汪洋大海之中漂流、挣扎；还在左顾右盼地选择可停泊依靠并脚踏实地的彼岸；还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灯塔。
是的，确切说在我面前呈现的一是“歧路”，二是“穷途”。
面对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面对穷途：“听说阮籍先生也是大哭而回”。我呢？面对歧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择一条似乎可走得路再走”；面对穷途，“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