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人人都有皮鞋穿

当父亲给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笑了；当儿子给父亲东西的时候，父亲哭了。 小时候，没有文化的父亲教育儿子：长大了穿皮鞋，当城里人。父亲说，他早年间到城里人家要饭，狗咬他，他拿打狗棍往狗嘴里戳，主人就拿穿皮鞋的脚踢他。 在20世纪80年代的鲁南农村，皮鞋是个稀罕物。“大皮鞋，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小孩子们几乎都会唱这段顺口溜，而对于像父亲这样穿了半辈子草鞋的泥腿子们来说，皮鞋就是吃香喝辣过好日子的代名词。 记忆里，我第一次穿皮鞋是在1982年。那年我4岁，玩耍时不小心掉进了邻居家的地瓜窖里，摔断了腿。父亲用地排车把我拉到30里外的县城医院。医生说，这孩子的腿保不住了，恐怕要截肢。父亲跪下就给医生磕头，磕了一头血泡，医生只是叹息。父亲疯了一样拉着我换了一家又一家医院——孩子的脚都没有了，拿什么来穿皮鞋呢? 后来，几乎绝望的父亲把我抱到城郊医院的老先生面前，老先生在我腿上捏了几下，说，这孩子的腿能治。
父亲一下子又给老先生跪下了。穷人家的孩子生命力就是顽强，同病房的几个断胳膊的城里人每天猪肉炖白菜加白面馒头养着不见好，我吃着母亲从家里送来的地瓜煎饼和咸菜，腿却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住了二十多天，医生就通知我们出院了。 我在床上躺了3个月。一天中午，父母从地里回来，把我抱出去晒晒太阳。院子里有棵小槐树，我扶着它，慢悠悠地站起来，又试着向前挪了一步。“我能走路了!”听到我的喊声，父母从厨房里冲出来，看到我，他们泪水哗哗地往下淌。 那天的午饭，父亲买了五毛钱的豆腐，一家人改善生活——为了给我治腿，我们家已经算做赤贫了。下午，父亲没有下地，挎着炒好的一篮子花生进了城。在我出院后的每个星期，父亲都要去这么一趟，先到工人文化宫前卖掉熟花生，再到医院里去拿我一周用的药品。 那晚天黑了很长时间，父亲才顶着一头冰霜回来，进门就到我床前，满脸挂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