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献给我贫穷的母亲

留在我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是一个身材高挑、满头金发的妇女拖着沉重的麻袋穿过一望无垠的田地，那个妇女穿着男式马裤，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不时地回过头来对坐在麻袋上的3岁小男孩笑一笑。这一段记忆完整地概括了母亲当年辛勤的劳作，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方式带大我们兄弟3人的，因此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母亲生长在生活艰苦的南方，那里的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田里耕作。而母亲所目睹、所经历的惟有贫穷。
母亲17岁便结了婚，而我父亲却是一个整天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男人。
那时父亲经常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弃母亲于不顾。1959年夏天，在父亲又一次离家而去时，我降生了。直到我快两岁时，我才重新回到了家，而5岁的哥哥山姆早已忘记了父亲的模样。
弟弟马克出生后，父亲便再一次弃家而去。最终在1966年2月的一个下午，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搬回了外祖母家。由于房子狭小，母亲只能睡在沙发上。
在棉花收获的季节，母亲摘上一天的棉花只能赚上几块钱，而其他时候她去剥甘蔗皮、摘西红柿、捡山核桃，一年到头总是弯着腰辛苦地劳作，支撑着整个家。清苦、操劳的生活过早地夺走了她的青春与美丽。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母亲还要为别人熨衣服。我们的床上总堆满了要熨的衣服。有时我半夜醒过来，睡眼惺忪地看到母亲仍在那里熨着，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淌。熨一件衣服只有几分钱，母亲却依然日复一日地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