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巾

远处“隆隆”的枪声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上课，我们彼此交换着目光，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忽然，一个女人破门而入，在老师的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老师镇静地对我们说课就上到这儿，我们必须一小时后离开。 现在，位于克兹道夫的这个小村已是人心惶惶，彼此之间惟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要走吗？” 我和我的那些年龄只有十岁的同学们已经被做出了安排。一辆汽车和两个老师正在等着我们，但是车里容不下我们的父母。 () 我的父亲已经入伍打仗去了，而母亲穆迪则很快地告诉我，她会骑着脚踏车紧跟在我们的汽车后面，围一条红头巾，那样就是她在远处我也能看见。 靠烧炭发动的汽车“噗”地一声出发了，我们便加入了撤离的人群。在我们向山上缓缓行驶的过程中，我伸长了脖子向窗外张望，想看看穆迪是不是在跟着我们。当车子到达半山腰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那条红头巾在缓慢地向我们靠近，自那以后我的目光几乎再没有离开过那条红头巾。
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小村子，并在当地的一个小旅店里安顿下来过夜。我们六个女孩子同住一间屋子，睡上下铺的木床。我们太累了，无论在哪儿都睡得着。可是穆迪在哪儿呢？我有好一阵子没看见那条红头巾了，我开始担心起来。 () 第二天我们的汽车继续行驶，可是那条红头巾却没有进入我的视线。不知为什么汽车抛锚了，老师让我们按顺序上了一辆火车，反正上哪儿都无所谓，只要躲开挺进的部队就行。在萨尔兹堡，当警报汽笛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立即从车厢里撤出来，蜷缩在废弃的盐矿里，任凭盐水滴在我们身上，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为止。我们刚刚回到火车上，就又听到低空飞行的飞机和机枪的“咔咔”声，老师大喊：“趴下，趴下！”我们便立即趴在坐椅下面。 夜已渐深的时候，我们到了海登斯坦的一个巴伐利亚人的小村庄，同样是一个小旅店，主人领我们进去，我们住进楼上的一间有上下铺和草垫子的大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