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双手(2)

现上网一查，才知道“下三府”果真就是“杭嘉湖”地区。“杭嘉湖”地区素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闻名于世，可见当时的生活之富庶。 再后来父亲们去了东北，虽然还是补鞋，但却已是“半机械化”了。记得那时父亲们总是半夜出门，徒步走到离家不远的牧屿买补鞋机。虽说“不远”，其实也有二三十公里，因是徒步，买来补鞋机挑回到家里，往往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将补鞋机的大轮子拆卸掉，装进旅行包后又小心翼翼地在补鞋机的四周塞满软布皮革，又开始去东北补鞋了。据说补了一年后回家时，那台补鞋机居然还能卖出比新买时还高的高价。这个时候我已不只是为父亲填写介绍信了，最高兴和最荣耀的是给父亲及叔叔们写信。
于是，我也知道了一大串的北方城市：大连、沈阳、哈尔滨、海拉尔、佳木斯、齐齐哈尔等等。 大概父亲是很吃苦的，每次出门没多久总是寄钱回来了，过不了多久又寄一次，令好多人眼红。最眼红的可能就是邮递员，每次父亲寄钱回来，母亲或我找来私章去领汇款单时，总是被那个凶巴巴的邮递员莫明其妙地训斥。有时一下子找不到私章，稍慢了一点点，邮递员就会大发雷霆。后来，我们一见到这个邮递员就怕。 邮递员可怕倒也无妨，更可怕的就是领导干部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卖“白糖”也好，补套鞋也罢，父亲当然也就成了“投机倒把犯”，好像还挂过牌，挨过批斗呢。还有几次，竟将作为我母亲嫁妆的两只箱子搬出门外，打开箱门，向邻里展览。不知道“罪名”是什么，反正说我家里居然还有几斤毛线！

当然，我也能从邻居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歧视我们，反而却有一些赞赏和羡慕。 是的，在外人的眼里，我这个“投机倒把”的家庭，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谁知，我母亲却常常独自流泪。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生产队里没有劳动工分，就意味着分不到粮食。哪怕父亲总是在农忙过后才外出，但好像总是还差工分，生产队开始分粮食时，我家里总是分不到，全家人常常挨饿，母亲为此经常流泪。后来分到粮食没有，分到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只记得每年总要去外婆家住一段时间，不知跟家里缺粮有无关系。父亲还有个恶习，那就是好赌。父亲在外辛苦挣钱，母亲在家省吃俭用，可每年回家过年时，父亲总是无日无夜地赌博，不仅要输光家里的所有钱，而且还要借债，每年如此。父亲也少不了为赌博而挂牌挨批斗。
母亲心地善良，虽饱受辛酸，但很少和父亲吵架，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教育我不要赌博。于是，幼小的我就开始痛恨赌博。艰辛的父亲，也使我的童年比大多其他同龄人多了好多美好的回忆：又香又甜的金帅苹果、香艳诱人的大面包、洁白如玉的“千层糕”（云片糕）；各色各样的精美粮票、色彩漂亮的公园动物园导游图、天津“恒大”山东“大鸡”牌的香烟盒；还有最新发行的人民币、或是纪念硬币等等，都是我对父亲有美好的记忆。但是，似乎“功不抵过”，只因好赌恶习，我从小就对父亲有些偏见，对父亲的尊重程度，也远非母亲所比，直到长大以后。 公元一九九四年，我在北京经商，父亲也来到北京补鞋。那年，父亲因疝气住院动手术，我在医院服侍父亲。一天，父亲睡着了，坐在床边的我突然看到了父亲的双手，顿时令我心灵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