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倾“牛缘” （一）(2)

可是如今真的轮到我六七岁了，哥哥们有的要去读书、有的要去砍柴或帮忙父亲上山下田干他们大一点的事 。所以喂牛肯定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了。否则就要被大人骂“讨饭骨，没出处！”时光飘过了五六十年，但我家的那头“大黄牯——白脑夹”的光辉形象却永远漂泊在我的脑海里。它全身金黄色的绒毛，腹部黄往白色过度，颈部与背部的交界处有一个高挺的“峰窝”，“国”字型的头，又宽又大的嘴巴，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牛气，鸡蛋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头两边竖着一对灵敏的耳朵，不时地摆动着。两旁耳朵前面的额头长着一对弯弯而尖韧的硬角，像两把钢钻，用来决斗、护身。还有一条钢鞭似的尾巴，一甩一甩地赶着背上的苍蝇、牛虻。
柱子般的四条腿和瓦盆大的四只蹄子走起路总是左前脚与右后脚同步，右前脚同左后脚并进，刚好后脚踩在前脚的后半个脚印，颈下挂着厚重的“牛麻糍”有规律的波动，形成一道既有标准节奏又是稳健有力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风景线。特别是脑门上有一块白色拳头大的酷如“爱心型”的“白脑夹”更是独一无二。当时我站在威武高大的“白脑夹”身边，就是踮着脚尖，举直小手还是摸不到他的脊栋呢。所以我那公牛耕起田来轻轻松松，与邻村的“大结牯”相冲格斗，也是稳操胜券。只是碰到本村秋焕叔公的大结牯，才略有逊色。那时我一直以自己的大黄牯的雄风傲居全村老二而暗暗自豪！有时我不明白的问父亲：“为什么别人家里多数都是养一只老结牯或牛娘壳，而我们家里一定要养这样大力气的大黄牯？

”父亲告诉我，我们是大户人家，土改时共产党毛主席分给我们的田地也不少，再加上我的小叔叔（应川武）在他乡(靖鹤等地)教书，家里没有劳力也没有养牛，所以小叔家的田要耕，巧叔婆的田也要耕，另外还要给前路宗亲“种田脚”（租种），再者父亲是崇正书院的校董，又种了“崇正书院”的“校田”……。如果没有这样的牛是耕不回来的。足见我的父兄是多么的辛苦，何等的勤劳啊！年仅七岁个子矮小的我，又惊又喜又无奈地接管了放牛任务，幸好我们道坛里就有三四个同年的“喂牛伴”结队互助。这些同年的“细格伴”，既是朋友又是堂兄弟堂叔侄，据父母所说都是当年村里一起“做娘娘会”后，送子娘娘送给这些善男信女的，那一年送子娘娘给我们全村一共送来二十八个同年佬。
而我这一个道坛就有五六个同年，所以全村多说我这个道坛最发丁。当时我一个道坛就有四只耕牛。其中我的大伯父养一只大水牛，二伯父家扬一只黄牛娘，三伯父家养一只又小又黑的小牛娘。我家养的是“白脑夹”大黄牯。除了大伯的水牛以外，算是最大了，而喂牛的小孩班里的个子却我最小。我们农户养牛，冬天是“跟栏”，也就是冬天冷，外面没有草吃，只得关在牛栏里圈养，牛“跟栏”的时候我们每天的任务：一是“绞牛稻杆”，饲牛、垫栏。就是将稻草用四齿耙弩将稻杆鱼索干净，然后用绞刀将稻草屁股特别硬和不干净的部分切除用以垫栏，上部干净细软的稻草挂在牛栏的一个松树钩上供牛自行享吃，有时怕牛不自觉吃不饱，或将上好的稻干半归半出浪费掉，父亲就要我在牛栏头十来根十来根地将牛稻干喂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