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母，我的娘(2)

母亲进城入院的时候，年夜的小城已经灯火辉煌，处处燃放鞭炮，礼花蓊郁。没想到，年轻时爱乔装来小城赶街的母亲，十年后竟以这样躺着的姿势再次入城，她的眼前除了漆黑，还是漆黑，没能看到她日守夜梦着的这座幽城，也没能看见她儿子工作的地方……母亲住院治疗的整个期间，不管白天黑夜，父亲都无望地蹲守在一天天孱弱下去的母亲的病床旁。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我急匆匆去看问母亲的时候，医院里有一只斑鸠不停地叫着：孤——独独，孤——独独……我仿佛觉得，这斑鸠是母亲从山里带来，是要留给父亲和我的。在母亲住院治疗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有人从这里升入天国的整个路程。医生用陈旧的设备给母亲诊断的最后结果是“胸腔汲水”。
这非绝症啊，可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难以把握。旁边的几个病人，也是越医，病就越重，有时病重得吓哭了人。为防止母亲病情恶化，我们只好放弃了本地农村医疗那点微薄的报销，把母亲转入附近的另一所人民医院里继续作无望治疗。人，之所以活的阳光，是因为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知道了无望，这是何等一种痛苦啊！转入新的环境，有了新的医务态度和意识，母亲曾一度好转，开口要水了，我心里是何等的欢愉，虽隔七、八里路，从一座县城到了另一座县城，从一个专区到了另一个专区，可我依然每天往医院里喜奔。后来，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到了吃什么就吐什么，吃多少就吐多少的程度，她干脆就不吃不喝了。父亲有时生气了，恳切的说：“吃一点，不吃，等死啊！”母亲唯一的回答是：我要回去，在这里也是白搭。当时不清楚也不愿清楚母亲这话的意思，可亲眼目睹了和母亲同一间病房的人魂归天国之后，我开始明白母亲了，并与父亲商量，最后满足了母亲。

母亲就这样趟着来到小城，又这样躺着离开了小城，来也漆黑，走也漆黑。整整一个月，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山村已然桃红柳绿，一片春光。然而，像美国着名女诗人夏洛蒂·斯特恩斯的儿子T·S·艾略特在他的《荒原》里说的那样：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那年的四月十二日，正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第335天，置身在南方暑气的山村已经是绿肥红瘦了，母亲不说一声地，笑着走了……难怪母亲要笑着走的，父亲将母亲安葬在落红满地的果囿里。春，满树荣花、蜂歌蝶舞，伴着母亲；夏，满枝青果、唧唧鸟鸣，伴着母亲；秋，高坡上的落果，全往母亲的坟岗里聚……也许天国真有这么一本书，书里真有这么一段话：生活在痛苦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是含着笑的；生活在快乐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定然露出痛苦。
母亲走后，父亲颓废，子女走散，老屋清寒，我过上了没娘的日子。突然有一天，父亲十分为难地把一个看似比母亲还显年轻的女人带进我的家里来，要我叫娘。虽然没了母亲，可别说是我，就是妻子和女儿，也难以叫出那个已经搁置了七个月的称呼。这突如其来，实在令我难以承受，我也实在难以叫出那个我曾千万次呼喊和扑入，甚至为了她而责令过父亲的字眼。一个四十岁的人，要叫一个没一点血缘关系，没一天养育之恩，没一点族群往来的六十岁女人做娘，这是何等难啊。我们的乡下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道门。可要称一个外人做娘，起先我是多么不乐意啊。我偷偷瞥了一眼父亲身边这个女人，她虽然满脸皱纹，可皱纹间透出一种母爱，一种慈祥，一种平易，一种宽容。我始终偏执地认为，脸上越有皱纹的人，感情越丰富，这样的人也就越容易相处。好多次，我都想叫她一声娘了，可话到嘴边，却只能默默往回吞咽，在心口里扑腾着、喊着、叫着、堵塞着，让我难受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