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杜仁和老师

        前不久，巢湖日报社W打来电话，说杜老师过世后，师母洪大姐没有工作，两个儿子，一个在云南读书，另一个原在北京打工。杜老师病危时回到巢湖，大儿子就再没去北京了，一家生活非常困难。他问我能否为杜家大儿子在上海找个工作。我奔忙一阵子给联系好了，后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在我的印象中，杜家的生活一直很困难。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杜老师的，那时他爱人就没有工作，在健康路上地区文联附近摆个书摊。杜老师在文联工作，全家生活靠他的工资维持，他还要俸养在农村的老母亲。那时我常去光顾书摊，也为我所在的工厂图书馆买了一些书。
        杜老师这一辈子似乎都在与生活博斗。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正在长身体、最能吃的年龄，所以给他的伤害和印象也最深。他常不自觉地和我们说起，如何在已经收获过的地里翻找可能存在的红薯，或者类似红薯的根须，饿得腿发软，下坡都走不动。他的文学创作是在部队里写枪杆诗开始的。作为一个士兵，名字时不时地在报纸上出现，冠在篇幅比豆腐干还小的诗作前，使他迅速成为名人，随即提干，不需要退伍回到农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