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夫妇在2014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3)

第二天我去了索维托，这是一个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的贫穷小镇，这里曾经是一个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中心。
从市区到这个小镇只有很短一段距离，但进入小镇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一切都是那么不和谐。我进入了一个与我的国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维托之行早早地就为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自己有多么天真。
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了计算机和软件——这些事是我们在美国就曾做过的。但我很快明白过来，这里并不是美国。
我曾阅读过有关贫困的数据，但我从未真正见过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皱巴巴的铁皮棚子里，里面不通电、不通水，也没有厕所。大多数人都不穿鞋，赤着脚走在街上——只不过那里也没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轧出的一条条车辙。
社区中心没有接入稳定的电源，因此人们装配了一条长达200英尺的延长电缆，从外面的一个柴油发动机接入到社区中心。看着这堆装备，我知道，现场的记者们和我一离开，发电机就会被挪走，去解决其他更紧迫的问题，社区中心的使用者们也会回去，继续为生活的挑战而忧心忡忡，因为个人计算机并不能为他们解决这些挑战。

当我对媒体发表已经准备好的评论时，我说：“我们在索维托所做的是一个里程碑。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先进技术是否会将发展中国家抛在后面。我们所做的将会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读出这些句子时，我明白它们都是些不相干的话。我没有说出的是：“顺便提一下，我们并没有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大陆上每年有50万人死于疟疾。但是我们非常确定，将会为你们带去计算机”。
去索维托之前，我以为自己理解这世上的问题，但我却对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我所见到的让我大为吃惊，因此我必须问自己，“我还相信创新能够解决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问题吗”？
我对自己承诺，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导致人们贫穷的原因。
多年以来，梅琳达和我的确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贫穷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后来有一次去南非时，我探访了一家治疗耐多药肺结核（MDR-TB）的医院，这种病的治愈率不足50%。
我记得那家医院，那里充斥着绝望。那里有着巨大而开阔的病房，许多病人穿着睡衣，戴着口罩，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