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李景汉简介(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功勋人物)(2)

1924年回国后，他当即投身于社会调查工作，先后在北京进行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京郊农民家庭的调查以及人力车夫、手艺工人、行会、普通人生活费等调查。之后，他深感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乡村，把调查的重点转到农村，开展了著名的定县调查。再后来，只要一有条件他就开展调查，在战乱时期的云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郊，都做出了颇具影响的社会调查。为了坚守调查理想，他抵挡住了各种诱惑，甚至不惜得罪当时的军阀等权贵势力，也经受住了疾病、战乱等考验。
晚年，他在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回忆一生经历时，仍饶有兴致地谈到五十多年前朋友送给他的两副对联：一副上联是“一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另一副是“座上无鸿儒，往来尽白丁”，他自己加了一个横批，叫“我行我素”。由此可以窥见他当年的工作状态。
“最要紧最根本的是一个实字”

无论是开展调查研究，还是读书治学，李景汉最强调的是一个“实”字。他说：“作人要作到一个实在的人，要说实话，作实事，要切实，要笃实，要忠实，要诚实不欺，要充实有力，要实干，要脚踏实地，要实事求是，要朴实无华，要买卖循实，讲学要讲实学，要讲到如实的地步。”翻开李景汉的学术作品，随处可见的是各类数字、表格、事件，初读甚至有些枯燥，但正是这些“赤裸裸的事实”，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可靠的基础和恒久的价值。
“事实是最好的证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驳者。”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例，里面呈现的多是各类事实，少见李景汉的主张和观点，但正是这些事实，使得这本书至今仍是认识那个时代华北乡村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也正是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李景汉得出了土地问题为农村的根本问题，要通过节育、移民、增加生产等措施来解决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中国农村不能走工业资本主义道路、要注重发展农村手工业及农民合作经济等一系列理论灼见。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众多学者也将这些事实作为核心证据引用，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李景汉从创造力、判断力的培养等方面强调从实求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生的最大贡献和价值是创造，但如果不善于读书，非但不能提升，反倒削减了创造力，使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跟着别人走。他认为，“我们处在大自然里与日常和社会的各方接触，也可以说是在读书”，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外乎求知识、求真理，书不过是记叙事实的一种工具，从读书中获得的是古人的经验、知识、心得，而社会调查则是自己直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与事实。自己直接体验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才是创造，才是真有生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