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同现象简述(2)
2023-12-30 来源:文库网
2、非境遇性的存在
史料记载中也有并非境遇性女同性恋的例子。明末女子冯小青与进士杨廷槐夫人的恋情是详细见于记载的一例。她的《寄杨夫人书》缠绵徘恻、悲婉动人。冯小青嫁给杭州冯生做妾，遭大妇嫉妒而幽居于别院，与杨夫人之间的爱情终以她18岁的早逝结束。冯小青的《杨夫人永诀别书》写道：“驰情感往，瞻提娣慈云，分懊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姊姊姨姨无恙？尤忆南楼云晓，看灯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妖烧儿倚风独倚，恍惚有思，当是阿青？ ’ 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鬓，偷近郎侧，毋乃似株？’于是角来寻欢，缠绵彻曙；其拙集小像，托陈岖好藏，觅便驰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时放船堤畔，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纺生平之响像，见空帷之寂？
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封建思想在古代中国的至高地位，女性本身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加无法挣脱婚姻的枷锁，而这使得中国古代女同性恋者的命运更为曲折坎坷。
如果说皇后、宫女、妻妾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可能是境遇性的话，明清两代南方盛行的女同性恋现象则完全是自发的。相比之下，这种同性恋关系就稳固得多。广东顺德的养蚕女互相结盟，敌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为姐妹，亲如夫妻，祸福与共，终身不渝。居住在称为“故婆屋”的房子里，这里男子是禁止入内的。她们结盟的仪式叫“梳起”。举行这种仪式时，像新娘出嫁一样，将做姑娘时常留的大辫子梳成别的发型，到寺内神前当众杀公鸡喝血、拜神发誓。凡是经过 “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而男家也不能强娶，但可以索要赔偿聘金和重新订婚的费用，这费用由结拜姐妹共同承担。不论养蚕女之间是否是真正的女同性恋情谊，这一现象都极大地挑战了封建男权的威严。
广东顺德缫丝产业较为发达，因此这些养蚕女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从而摆脱封建制度下女子受父母之命成婚的命运。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基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当女性被剥夺社会性成人身份、失去经济独立的机会时，在家庭这一单位内她必然是受压迫的。而当女性拥有收入来源、不需要依附于家庭才能生存时她就有了反抗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想象的机会。
3、文学作品中的女同
作为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文学必然会以各种艺术形式对女同性恋现象加以反映。清代戏曲家李渔所创作的《怜香伴》是中国古代描述女同性恋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怜香伴》剧作中，李渔通过“香咏”、“盟谑”、“缄愁”三出着重描写崔笺云与曹语花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情，互慕诗才、拜堂成亲、相思成疾，让人感动。为了达到相守的目的，崔笺云不惜牺牲丈夫的功名，改换身份，混进曹府，而曹语花对崔笺云也是一直念念不忘，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经历重重的磨难与波折，在剧作第三十一出“赐姻”中，通过范介夫对曹语花的迎娶，崔曹之恋终于修成正果，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长相厮守了。
如果说此前崔笺云与曹语花的妥协与牺牲是为了达到长久的相守，而此时的她们已经相守了，范介夫也已经完成他道具般的使命，崔、曹二女完全可以对他置之不理。然而此时的崔、曹还是在牺牲，默许范、曹二人洞房。在此处作者的安排本末倒置，我们可以从李渔选择女同性恋作为剧作题材的用意和初衷来分析。李渔创作这部传奇时已经40岁，因艰于子嗣，李渔纳曹氏为妾，有广延子嗣之意。室内的妻妾和谐让李郎欣慰不已，这也使得他在《怜香伴》中“转将妒痞作情胎”。剧作中女同性恋结局的重点在于二女共侍一夫，最大的赢家是范介夫。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李渔所描写的女同性恋的肇始并不是同性之恋本身，而是封建社会的多妻多子思想。李渔维护的是封建社会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并且是在封建的一夫多妻的格局中来赞美女同性恋的。崔、曹之恋能受到如此包容，还在于她们之间的恋情纯粹是精神之恋，并没有“欲”的成分，因此对于男性们特别是范介夫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一旦由“情”发展为“欲”，则要威胁到丈夫的权威和利益，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由此我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女同性恋与女权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在女同性恋的关系中才没有一个作为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男子占据任何地位，当一个社会的女同性恋者不再受到压迫，女性才是真正不再受到压迫了。
从《怜香伴》这类描写女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人笔下，女性的话语是不存在的，女性作为性关系中的客体处于失语状态。而与之相反的，男性的活跃超出了本该有的程度。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掌控者，或者说书写那些文学作品的人，绝大部分都是男权社会封建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但随着小说的发展，部分作品也开始注重了女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需求，很大程度上再现了当时女同性恋的情感世界和生存境况，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研究价值。
史料记载中也有并非境遇性女同性恋的例子。明末女子冯小青与进士杨廷槐夫人的恋情是详细见于记载的一例。她的《寄杨夫人书》缠绵徘恻、悲婉动人。冯小青嫁给杭州冯生做妾，遭大妇嫉妒而幽居于别院，与杨夫人之间的爱情终以她18岁的早逝结束。冯小青的《杨夫人永诀别书》写道：“驰情感往，瞻提娣慈云，分懊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姊姊姨姨无恙？尤忆南楼云晓，看灯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妖烧儿倚风独倚，恍惚有思，当是阿青？ ’ 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鬓，偷近郎侧，毋乃似株？’于是角来寻欢，缠绵彻曙；其拙集小像，托陈岖好藏，觅便驰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时放船堤畔，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纺生平之响像，见空帷之寂？
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封建思想在古代中国的至高地位，女性本身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加无法挣脱婚姻的枷锁，而这使得中国古代女同性恋者的命运更为曲折坎坷。
如果说皇后、宫女、妻妾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可能是境遇性的话，明清两代南方盛行的女同性恋现象则完全是自发的。相比之下，这种同性恋关系就稳固得多。广东顺德的养蚕女互相结盟，敌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为姐妹，亲如夫妻，祸福与共，终身不渝。居住在称为“故婆屋”的房子里，这里男子是禁止入内的。她们结盟的仪式叫“梳起”。举行这种仪式时，像新娘出嫁一样，将做姑娘时常留的大辫子梳成别的发型，到寺内神前当众杀公鸡喝血、拜神发誓。凡是经过 “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而男家也不能强娶，但可以索要赔偿聘金和重新订婚的费用，这费用由结拜姐妹共同承担。不论养蚕女之间是否是真正的女同性恋情谊，这一现象都极大地挑战了封建男权的威严。
广东顺德缫丝产业较为发达，因此这些养蚕女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从而摆脱封建制度下女子受父母之命成婚的命运。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基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当女性被剥夺社会性成人身份、失去经济独立的机会时，在家庭这一单位内她必然是受压迫的。而当女性拥有收入来源、不需要依附于家庭才能生存时她就有了反抗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想象的机会。
3、文学作品中的女同
作为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文学必然会以各种艺术形式对女同性恋现象加以反映。清代戏曲家李渔所创作的《怜香伴》是中国古代描述女同性恋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怜香伴》剧作中，李渔通过“香咏”、“盟谑”、“缄愁”三出着重描写崔笺云与曹语花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情，互慕诗才、拜堂成亲、相思成疾，让人感动。为了达到相守的目的，崔笺云不惜牺牲丈夫的功名，改换身份，混进曹府，而曹语花对崔笺云也是一直念念不忘，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经历重重的磨难与波折，在剧作第三十一出“赐姻”中，通过范介夫对曹语花的迎娶，崔曹之恋终于修成正果，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长相厮守了。
如果说此前崔笺云与曹语花的妥协与牺牲是为了达到长久的相守，而此时的她们已经相守了，范介夫也已经完成他道具般的使命，崔、曹二女完全可以对他置之不理。然而此时的崔、曹还是在牺牲，默许范、曹二人洞房。在此处作者的安排本末倒置，我们可以从李渔选择女同性恋作为剧作题材的用意和初衷来分析。李渔创作这部传奇时已经40岁，因艰于子嗣，李渔纳曹氏为妾，有广延子嗣之意。室内的妻妾和谐让李郎欣慰不已，这也使得他在《怜香伴》中“转将妒痞作情胎”。剧作中女同性恋结局的重点在于二女共侍一夫，最大的赢家是范介夫。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李渔所描写的女同性恋的肇始并不是同性之恋本身，而是封建社会的多妻多子思想。李渔维护的是封建社会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并且是在封建的一夫多妻的格局中来赞美女同性恋的。崔、曹之恋能受到如此包容，还在于她们之间的恋情纯粹是精神之恋，并没有“欲”的成分，因此对于男性们特别是范介夫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一旦由“情”发展为“欲”，则要威胁到丈夫的权威和利益，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由此我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女同性恋与女权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在女同性恋的关系中才没有一个作为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男子占据任何地位，当一个社会的女同性恋者不再受到压迫，女性才是真正不再受到压迫了。
从《怜香伴》这类描写女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人笔下，女性的话语是不存在的，女性作为性关系中的客体处于失语状态。而与之相反的，男性的活跃超出了本该有的程度。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掌控者，或者说书写那些文学作品的人，绝大部分都是男权社会封建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但随着小说的发展，部分作品也开始注重了女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需求，很大程度上再现了当时女同性恋的情感世界和生存境况，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