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曹魏 五子良将(2)

有人说这是司马懿故意要害死张郃，我觉得这是高估了张郃。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司马懿根本不把张郃的死活放在心上，对于司马懿这样的士大夫来说，出身低微的张郃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徐晃则是起家于杨奉的白波军。白波军是黄巾余党郭太在西河白波谷建立的一支农民武装，经常在太原、河东一带劫掠。白波军和黄巾军一样，被时人视为逆贼、匪寇，只是因为误打误撞保护汉献帝有功，才得以洗白，但仍不免受人歧视。徐晃早年竟然参加过这样一支跟土匪差不多的队伍，可见其出身也是社会底层，是在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落草为寇的。
因此，“五子良将”既有别于曹氏、夏侯氏等谯沛亲贵，也有别于程昱、李典、许褚、吕虔、臧霸等出身地方豪族、拥有部曲家奴的将领，属于从社会底层异军突起成长为高级军官的特殊群体。
三、五子良将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五子良将”虽然出身低微，没有宗族势力和部曲家奴可以依赖，但却都因缘际会，在乱世中组织了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私人部队。
张辽曾奉大将军何进之命到河北募兵，这支队伍对张辽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属性，所以张辽能够带着这支部队先后归降董卓、吕布、曹操。《三国志·张辽传》载“太祖破吕布于下邳，（张）辽将其众降。”张辽的部队被称为“其众”，表示这支部队不是吕布的而是张辽的。张辽三次易主，却从来没有被人说是“反复无常”“三姓家奴”，就是因为张辽的部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类似于雇佣兵，双方合则留，不合则去，不算是背叛。
乐进也曾经奉曹操之命，回到老家阳平郡募兵，曹操时为兖州牧，招牌也不小了，乐进因此招募了千余人，组建起一支私人部队。于禁也曾和鲍信一起募兵讨黄巾，鲍信死后，“（于）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这里的“其党”就是指于禁的私人部队。张郃在袁绍夺取冀州之后“以兵归袁绍”，说明他的部队原来在韩馥手下就有一定的独立性，后来张郃归降曹操，大概也是带着这支部队。徐晃弃杨奉而归曹操，大概率也是带着部队来的。
于禁曾经带领其私兵讨伐青州兵，在准备谒见曹操之前自行先立营垒，可见其部队的行动有很大的独立性，不是直接听命于曹操的。徐晃的部队，在曹操来巡视时，“军营整齐，将士驻陈不动”，这样的军纪必是经过长期训练，可见这支部队一直掌握在徐晃手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因此，“五子良将”之所以是五子良将，一大特点就是他们的私人部队在曹军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他们的部队是招募而来，在长期作战中形成了与指挥官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点有别于李典、许褚等人的宗族部曲，宗族部曲是以血缘、乡里关系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
四、五子良将都以骑兵战术见长
张辽和徐晃都是并州人，并州本来就邻近匈奴人生活的蒙古草原，东汉中后期南匈奴内附，许多匈奴人迁入并州与汉人杂居，并州人有大量机会见识和学习匈奴人养马、驯马、骑马的技术。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曾率数千骑兵与白波军联合侵扰河东郡，而徐晃当时正在白波军中，以徐晃的资质和才能，很可能通过此次入侵行动掌握了匈奴骑兵的战法。张辽和徐晃早年都曾当过骑都尉，说明他们是以指挥骑兵部队起家的。
在曹操征乌桓的柳城白狼山之战中，张辽担任先锋，突入乌桓大军阵斩单于蹋顿。合肥之战中，张辽披甲持戟，“大呼自名，冲垒入，至（孙）权麾下”。在这两次战役中，张辽都是深入敌阵对特定目标实施斩首行动后又安全返回，采用的只能是骑兵冲锋战术。在关羽围曹仁于樊城时，徐晃来救曹仁，也是率军冲入关羽的围堑，这种战术唯有骑兵部队才能做到。官渡之战时，曹操要派轻骑兵去袭击袁绍的运粮部队，问荀攸“谁可使？”荀攸立即回答“徐晃可。”从荀攸的推荐，可知徐晃的骑战水平在曹军中是得到高度评价的。
张郃在袁绍军中应该也熟悉骑兵部队的作战方式。史载“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在官渡之战前夕，袁绍拥有“精卒十万，骑万匹。”还设有专门管理乌桓骑兵的“乌桓突骑督”一职。可见袁绍的骑兵部队颇具规模和实力。张郃在袁绍手下耳濡目染，对骑兵战法自是了然于心。官渡之战时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张郃提出这一建议，当然做好了实施的准备，由此不难看出张郃对自己的骑兵作战水平很有信心。
于禁、乐进指挥骑兵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三国志·于禁传》载，官渡之战时，于禁“与乐进将步骑五千，击（袁）绍别营，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获嘉二县，焚烧保聚三十余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余人。”这种长途奔袭的作战方式，是典型的骑兵战法，于禁、乐进所率的“步骑五千”应该大部分是骑兵。
《三国志·于禁传》称：“（于）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意思是五子良将经常轮流担任前锋和殿后。这种机动性极强的任务，适宜由骑兵部队来承担。可见“五子良将”都擅长指挥骑兵部队，从而在曹军中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