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树

记得的，1978年，是这个时代中印记最深的，如同冬后的春来乍到时，万物恍恍惚惚苏醒了，人世的天空也蓝得唐突和猛烈，让人以为天蓝是掺杂了一些假——忽然的，农民分地了。政府又都把地分还给了农民，宛如把固若金汤的城墙砸碎替农民制成了吃饭的碗，让人不敢相信，让人以为这是政策翻烧饼、做游戏中新一次的捉迷藏。农民们一边站在田头灿烂地笑，另一边有人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树木都给砍掉了。
田是我的了，物随地走，那树自然也该是我家的私有财产。于是，大的和小的，泡桐或杨树就都被砍了。先把树伐掉，抬到家里去，如果有一天政策变了，又把田地收回到政府的账册和手里，至少家里还留有一棵、几棵树。就这样，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攀比，几天间，田野里、山坡上那些稍大的可做檩梁的树木就都不在了。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边的一块平壤间，和别家的田头都有树一样，也笔直地立着一棵比碗粗的箭杨树。在春天，箭杨树叶“哗哗”响。当别家田头的树都只有白茬树桩时，那棵杨树还孤零零地立着，像广场上的旗杆一样。为砍不砍那棵树，一家人是有过争论的。父亲也是有过思忖的，他曾经用手和目光几次去丈量树的粗细和高矮，知道把树伐下来，是盖房做檩的绝好材料，就是把它卖了去，也可以卖上几十近百元。
几十近百元，是那个年代里很壮的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