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公园的今昔（6）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是学院街小学的一名中队委，春天的时候，会跟着打着鼓、吹着号的队伍到西陵公园的那片青松翠柏之中的烈士墓，去向那些为了解放宜昌而牺牲的革命先烈致以少先队员的敬意。那个时候，我们的队歌不是“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是唱的是“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陵公园开始收费。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80多万元，那可不是个小数字。可是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是翻墙而入的，以前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因为我已经参加了工作，自然不屑那种越墙的行为，那个时候，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要么一起躺在绿草茵茵的斜坡上合影留念，要么就喝得醉醺醺的，一人一把竹躺椅就在荷花池边的大树下纳凉，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栋小楼二楼的冷饮很不错，从我们的口袋里掏去过不少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老爸成了副市长，老妈也成了妇联主任，我成了家，有了儿子；弟弟也成了家，也有了儿子，春节的时候，我们全家在儿童公园的儿童交通安全教育游艺场拍过一张全家福。父亲穿一件蓝色毛氏制服，上衣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笔，依然很严肃；母亲笑得很甜，穿得很淡雅，手里拉着她的那个听话的、齐腰高的大孙子；那个时候，我的侄儿还很小，一点也不胖，头上带一顶大檐帽，好玩极。那是我们一家最幸福的时候，一晃就是多少年过去了，世事人非，连那么有毅力、有能力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