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中的母亲(2)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身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了。母亲睁开眼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 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
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第二天的晚上。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说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话，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她的话断续不连贯，意思不大好懂。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慢慢复苏。 清晨奔到医院，在妈妈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妈妈粗哑低沉地复述了我的话，却变成：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她却固执地重复强调：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

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时嘴边常冒出许多文言句子。 探望她的亲友问她话，她又反问：为何？问她感觉怎样？她回答：甚感幸福。这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一天天恢复正常，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纠正她，她又狡辩：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她的思维却像在空中悠然飘忽。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
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我的表弟、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 有几天我感冒，担心会传染给妈妈，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我了，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母亲认出我来，笑着说：“你太累了，回家休息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医生陪她去做CT，经过小花园时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着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有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