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忆（3）(4)

除开学校按照规矩将我们束缚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时间我就不和他们呆在一起，连毕业相我都参加拍摄。一个班才四十九人，读一个学期后，我还不认识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与他们隔了整整一个时代。究其实，这完全是我小时候就养成了的自卑心理在作怪，叫做“志大才疏，死不认输”或者“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除了心理上的不习惯不协调之外，再就是师范的作息时间让我感到不习惯，且不说那按时的上下课和自习吧，也不说那定时定点定位的晨操课间操吧，单是讲睡觉我就十二分不习惯。我是一个熬惯了夜的人，师范就寝的时间一般限制在晚上九点半钟。寝室里的电灯就像鬼火一样大小，还用总开关控制着，专职的校役来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你睡着了为止。我天天晚上都像傻子一样睡在床上呆呆地看着那透过窗棂射进来的月亮的光，回想那如烟的也是悲苦的往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这股情绪常常伴随着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夜深了，周围鼾声四起，世界已经是万籁俱寂，我才可以渐渐入睡。起床时，那凄厉的电铃声就像催命鬼一样，无论是午间还是早晨，我都不愿睁开眼睛，也不愿意立刻起床。校役进来了，他在寝室里吹起了尖厉的哨音，操场上那出操的号声已经撕裂长空，我就像一只受训的猎狗样，只得乖乖地听指令了。第一学期，我们班上四十四名男生住在一座钟楼上，那是一个大间，四四方方，红漆楼板做的非常精致，住那么多的人是无法休息好的。第二学期，我们搬迁了，住到南边寝室里去了，我稍微习惯了一些，也改变了一些做法，比如我睡得晚（在路灯下看书），起床却特别的早。夏天的早晨，当我洗漱完毕，做完晨练，学校的起床铃还没响，我就拿着书到湖边去了，或是坐在树荫下，或是坐在巨石上，专心致志地读书。湖水涨平了岸，我把脚伸进湖水中，清凉极了，那是一种多么撩拨人心的情致，以致吃饭的铃声响了，我都没有听到。

回归途中，往往会碰到巡查校园的教导主任。他问我：你又没出操吧？我说：我出了操，是一个人做的，全部做完了，同学们还在睡，便去湖边读书了。教导主任和我默契，他觉得我是一个怪人，应宽大为怀。湖滨师范的老师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留在我大脑中的整体形象是有学问、治学严谨。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是方晓农先生，我们有一整套师范课本，因为是文科班，方先生便给我们加餐，另外教了《古文观止》《楚辞》和《诗经》。方先生一生悲苦，一九五七年被中共划为右派，剥夺了他的教育权，将他下放到农业社劳动。接着，他的妻子去世，他又不续弦，在生产队劳动了二十年，才落实政策改正归队，调进师范教我们班的语文。那时的改正右派，大凡都有一个偏执的认识，总认为共产党给他们改正了就是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自己便感恩戴德，匍匐于地，山呼万岁。恢复工作后便拼老命也要为共产党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他们身上，封建时代的奴化教育根深蒂固，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完全忘记了是谁害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屈辱缠身的，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人，他恨不得将自己所学的全部知识在一个早晨全部灌输给我们。关于方先生，我在后面还将详细说到他。我的第二任语文老师是任国平先生，有了方先生的教训，任先生便乖巧多了。这老夫子有点本事，也特别爱吹牛。任先生也是改正右派，那时大约六十来岁，正处在热恋中。这位老先生对女人的兴趣特高，身体也特棒。不论讲什么课文，开宗明义都要从恋爱讲起，上课途中也要插上几个恋爱故事，年轻的学生是很容易被他吸引住的，所以，师生之间也就没有大的矛盾。任先生戴一副宽边眼镜，他看手中书的时候用眼镜，如果是看我们几个坐在教室后面不听他的课而另搞一套的几个学生时，他则一只手拿着教科书，一只手掀起眼镜片，这是他的习惯性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