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事(5)

那地主没有看错人，崔自高回杜寨后凭着这些家底和勤劳的双手，日子过的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时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家受到冲击，两个儿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我们村的女儿家。虽然我们村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贫农是村干部，有人悄悄贴过几张大字报，但不敢动手，这俩老人在我们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发老人入土。村里人称赞老人有眼光，称赞崔自高有情义。我小时侯还见过崔自高的丈人，老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门前的石墩上，有时和人聊天，有时端一把茶壶静静地喝茶，有一回老人还用一截树枝在地上划着教我认字，具体是什么字现在早已忘记，只记得老人个头不高、清瘦，两眼深邃而沧桑。
如今崔自高生活的更滋润，两个大儿子做买卖，三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去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给崔自高拜年，他家阔院大屋，家电齐全，比我在城市都舒适。临出门时崔自高又把我喊住，说：“老侄子，我得求你帮帮忙。”我说啥事。他说开春了我想给孩子的姥爷姥娘立一块碑，你是文化人，请你给写几句话。我说没问题。然而，我因为忙，一直没回老家，碑文的事也一直没帮上忙。可我知道崔自高对他丈人丈母的那份情义比那碑更重。

婚姻的阶级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两情相悦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阶级性，时代又让门当户对的老习惯演绎出了新内容。亲不亲，阶级分，也是此时婚姻的主旋律。
村里的光棍有两种，一类是因为穷而打光棍，再一类是因为家庭成分高而成为光棍，成因不一样，内容的实质一样。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穷而打光棍比因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办一些，穷可以改变，而成分却带有遗传性，所以那些地主富农子弟的婚姻就成为另类。村里只有崔满仓一户地主，而且没有子弟，发愁的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们。云兴在村里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高个头，脸白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众多女生心仪的白马王子，可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告别书本而回到田野。
虽然不情愿，可聪明的云兴回到生产队同样让人高看一眼，农机出了毛病，别人吭哧半天修不好，云兴看看图纸三两下就手到病除，高兴的队长直拍云兴肩膀头：还是有文化，还是有文化。云兴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一支横笛吹得行云流水如泣如诉，尤其是夜晚生产队开会前，云兴的横笛是保留节目，他也当仁不让，众人欢呼声中，他缓缓站起，双脚分开，检查笛膜试试笛音后，笛子在嘴边按好，然后夸张地一甩头，清脆的乐曲就弥漫开来。月光隐约着他的动作，各种虫儿和鸣着他的声音，众人欣赏着陶醉着，一曲终了，大家意犹未尽，还支棱着耳朵。自然，出众的云兴也得到了村里姑娘们爱慕。但大多在心里。可莲花就不一样，她也是初中毕业，她就敢把爱慕写在脸上和行动上，经常借故找云兴聊天，给云兴买手绢洗衣服，干活时也是你帮我我帮你，渐渐，关于二人恋爱的信息就成为村人的议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