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必须要说

40年前，我爹在新疆当骑兵。那时候他很年轻，骑一匹枣红军马，挎一杆枪，在昆仑山茫茫的雪原里行走。那时候，他有多年轻呢？帕米尔高原的积雪没过马膝，走不了几百米，枣红马就像从油锅里捞出似的，一身汗水闪着光，腾腾冒白汽。雪原之大，一望无垠，天上没有飞鸟，雪面上也没有走兽的足迹。我爹和一匹马就这么走着，走到天荒地老，居然没有把一颗心走荒芜。
那时候他一定想着，再走20公里，边界西线就算巡察完毕，他就可以回哨所向班长报到了。我爹的班长我没见过，但在家里旧相册中看到过我爹。他穿了军大衣，脚蹬翻毛大头鞋，破烂的棉衣翻了瓤，头上顶着雷锋帽，跨在军马上像一个土匪。但一张脸轮廓清楚，两只眼睛里全是光。那时他正年轻，挥舞着鞭子，把马抽打得朝天嘶鸣，不管不顾地在雪原里奔跑，跑着跑着，人和马突然就都老了，双双跌落在雪地里。
40年后他住院做X光，查出一根肋骨断了,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自己想了很久，说20岁时在帕米尔高原骑马打雪狼，一个闪失翻身跌下马，拽住缰绳又翻身上马继续追。人和马哪追得上狼，但这一场追逐却人欢马叫，兴奋异常，隐隐觉得肋叉子痒，回哨所喝几瓶酒，倒头睡下，也就过去了。一根肋骨 = 一瓶酒 睡一觉，年轻时的算术总是这么简单。
关于帕米尔高原，我爹说得很少。他并不需要多说，因为我长到十四五岁，还在每个暑假坐着军车远上昆仑山，在兵站吃羊肉揪片子，在汹涌的冰河边上吃西瓜。那时候我不听他说话，他也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爹的关系，就是直线关系。他把搪瓷饭碗从屋里砸到屋外墙上，是直线；把我姐一脚踹出家门，是直线；18岁时向我呼啸而来的十多记耳光，记记都是直线。这些直线就是我和我爹最短的距离。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必须要说。我们坐在那里，吃饭，看电视，边吃饭边看电视。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