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必须要说(2)

可日子就过去了。饭还是那些饭，电视还是那些电视，人却老了。突然地，就弯曲了。
我第一次见我爹哭，是他从手术室下来。麻药过去，他渐渐醒来，突然眼角就滑下泪了。他不能翻身，不能动，颈子底下背着麻醉泵，不能用枕头，泪水就朝耳廓落下去。他就无声地落着泪，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愕然，像是撞见了不该撞见的秘密，哑口无言。那时候他还不满49岁，查出了癌症，功名利禄戛然而止，所有为人的尊严和体面都让位给死亡。他拿肚子给人剌开，拿器官给人割掉，喝口水也要请人帮忙，刚起步的公司转手他人，电话一个月不响一声，像是在惩罚一个罪人，而每个来看望他的人，脑子里都在想：天哪幸亏不是我。他和死亡缓慢地分享每一分钟，彼此都有无穷的时间和耐心。我在想，从他落下泪那一刻起，永无天日的寂寞就上路了。这寂寞虚空一片，抓摸不着，唯一温暖的伴侣就是死亡。
我爹曾说想找人大哭一场。我想他一定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不是我妈，也不是我。说到底，他只能赤手空拳。我们的陪伴像是隔着玻璃的拥抱，无论多么情真意切，到底是无用。而他要和这个人哭些什么，这是一个秘密，我猜想也许有关人的一生，可这是一个禁忌的秘密。
手术后两年，我爹回了西安。那阵子他恢复了不少，回西安和一个兄弟做点事。我那年去西安读书，下火车就看见他来接我。我们坐在608路公交车上，除了客套，依然无话可说。车开着，到了钟楼路口等红灯，车停下来，我隐约觉得不对，扭头看，看见他正在默默地流泪。

他什么也没说，泪落下来。半空中，红灯计时器在一秒一秒地跳。
后来我才知道，他兄弟所谓的干点事，其实是养了一个二奶，想甩掉，只好给该二奶一间公司算是补偿。可这女的只会当二奶，不会玩儿公司，赖着不肯撒手，于是他就把我爹叫来帮这个二奶打点公司。当然，他没说实话，他的原话是：咱们兄弟俩得干点事。
我很气愤，想去抽这个长辈的耳光，可这气愤没用。这里的问题，远远超越了兄弟和义气，它是一种深刻的羞辱，来源于时间。有那么一刹那，我恍惚感到，我爹要跟我说点什么了，而我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最终我们也只能沉默。
我爹曾经非常年轻，两条腿就追得上雪兔，一杆枪把半身靶心打得稀烂。大雪封山，一群当兵的把方圆50里所有酒瓶子都喝空了，最后拿着大头鞋跟哈萨克牧民换马奶酒继续喝，把日月喝出几个交替。30年前我家书架上就站齐了整套《鲁迅全集》；20年前家里一水儿的松下电器，包括电话机；15年前大学新生报到我坐的是他的尼桑。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承认他牛逼过。可是，这又如何？他还是要去躺在手术台上，被人切得乱七八糟，他还是要摊开身体，让无数的绿色黄色的流进去，把骨头里的油都榨出来，让他求饶，让他认输，然后把他碾成粉末吹得烟消云散。
我和我爹，从来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我曾将鸡毛蒜皮的不顺遂归咎于他，好像竖起一个敌人就能抵挡时间的侵蚀，好像这样就能对抗永恒的虚无。可他倒下去了，留下我一个人，赤手空拳地面对无尽的时间，死亡终将跨过他的尸体扼住我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