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2)

烟雾充盈在光线所能抵达的空间，不少还在那些汉子们又硬又脏的头发内部旋绕。即便如此，那盏白炽灯的光线以次第减弱的方式居然也能照到很远的地方，我注意到哥哥身体镀金般的轮廓——他很瘦削。
我还记得，在船上我看到了一轮下弦月。它让人感到寒冷，也让人感到忧伤。奇迹在于，与此同时它又能让人感到力量。
多年以后，我和哥哥早已摆脱了这种生活，并且搬离了八卦洲。显而易见，我们并不住在一起。父亲早已死掉，母亲和我住。只在看望母亲的时候，他才带领全家来到我这里。也就是说，走动并不频繁。老实说，年月变化已使我们兄弟之间基本无话可说。除了寒暄、递烟和泡茶，我想不到还应该做些什么。有一天，他到了我的家里，吃过午饭之后，我照例坐在电脑前做自己的事儿，他则坐在客厅看电视。后来当我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我早已忘掉了客厅里的人，陡然发现坐在客厅里的哥哥，心中不禁凛然一惊，继而无比忧伤。我的哥哥，他已人近中年，身形略有发福，居然能够昏昏欲睡地在我的客厅看整整一个下午的电视！
只有在清明，八卦洲油菜花盛开的时节，给父亲上坟时，我和哥哥才能找到一些共同话题。村里的环境容易使我们想到一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尤其是埋在土里的那个人更能让我们体会到兄弟情谊。我们并肩而行，以兄弟二人的名义和村里的人打招呼，然后不免交流一下对过往人物的看法，在此之间往事才能历历在目。

当然，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父亲。后者曾经带领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在当时看来）搞鱼摸虾。那时候的鱼虾真多，一个下午，鱼篓就沉重得需要我和哥哥用一根树棍抬着走。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经常发生争执，主要集中在鱼篓吃力点是否在树棍中心位置上。巨大的斜阳悬挂在垂死的柳树梢头。萤火虫与星光几乎同时出现。我们一路上捉了很多萤火虫。到了家门前，我们才松开手掌。于是无数的萤火虫环绕在我们周围，有如我们行走在太空中一般。
我们的父亲是一名乡村会计。他曾经是栖霞区某届人大代表，那枚用于佩戴在胸前的红绸子的代表证至今仍被一本那个时代的书所夹着。书的纸张已泛黄发脆，红绸却还很鲜艳，佩戴在正在读小学的侄子的胸前依然能够飘扬。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经常不在家，而不在家的理由似乎总是“在区里开会”。1996年的元月，我们的父亲猝死在被他始终誉为“公社医院”的乡医院里。次日大雪，我由学校车船迢迢地赶回奔丧。守灵、出殡，整个过程感觉一切都被冻住了，惟有眼泪和鼻涕双管齐下。丧事办完之后，我和哥哥坐在屋子里相对无言。想到平日里父亲总是以笔直坐在自行车上的形象准时划过我们的窗口，哥哥不禁哭了起来。这使我一下子不知所措，然后下意识地抬起胳膊拍打了一下他的脊背，但很快我就没那么做了。我想，我是弟弟，而且这不是演电影，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