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记我家的保姆李佩(9)

我们的家，最终安置在灯市东口妇联职工大杂院一間十二平米的平房和一个废车库。母亲住车库，阿姨带我们住平房。
母亲在《苦难的十一年》(未刊稿)中记述：“住在汽车库，空气很坏，光线很暗，晚上没有台灯，无法看书，常常躺在床上想问题。我认为自己历史简单，出身清白，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的处境是受田家英问题的牵连。下放劳改，到农场，我都不在乎，但家里的事，必须处理好。保姆得辞退，不能连累李佩了。”
和阿姨分手的时刻，是那样的撕心裂肺。
那天，全家在房门口小桌上吃饭，母亲把阿姨叫到屋里。似乎听见母亲在说“走”，我伸长了耳朵，是母亲的声音：“孩子们都大了，不用照顾了，她们可以自己生活了。”这是托词，阿姨怎能不明白?
听见让阿姨走，只觉得轰地一下，像地震，我“哇”地大哭出来。
母亲应声出来，还是那么严肃：“哭什么哭，没出息!”说完甩脸走了。
阿姨跟出来，蹲下把坐在小凳子上哭得直抽的我搂到怀里：“谁说阿姨走，阿姨不走，阿姨等我二英上完大学才走……”“上大学”三个字，一下让我回到现实中。学校停课批斗校长呢，没有“上大学”了。我哭了，思维理智多了，心被阿姨的话温暖着。

下乡插队八年，寂寞时，想亲人时，就会想起“阿姨等你上完大学再走”的话，是憧憬?是思念?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我享受着这份内心的温暖。
呵护母亲谈话第二天，阿姨走了。我以为从此和阿姨分开了，可阿姨早已是亲人，无论“文革”的阻碍，还是天各一方的分别，都没能把我们分开。
1969年2月，我突发阑尾炎，母亲在关押中，姐姐下乡了，我一人到北大医院，一经确诊立刻手术。我没有一分钱，三天后我捂着肚子下地给阿姨发了信。第二天她送来五斤粮票和五块钱。
一个月后，我就到东北插队去了。
离京那天，车站上人山人海。到处是送别的人，我却孤零零的一人，心头飘过一丝凉意，觉得自己可怜。
扭头間，我看见阿姨了。走前我给她去信让她不要来送，可她还是来了。她是怎么找到站台找到我的?想不了那么多，我一下子扑上去，娘俩抱在一起，阿姨的眼泪落下来，我没哭，有人送，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在乡下，邮递员的到来，是知青集体户最热闹的时分。母亲关牛棚的三年，不许通信。我的来信是阿姨和姐姐的。我把乡下的新鲜事都写给阿姨和姐姐，每封长长的五六篇，然后就开始盼着来信，那种盼，使你感觉北京还有家，姐妹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