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孝道三劫》（大散文）(3)

“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中国的道学先生实在糟糕，使本来严肃正经的孝道走了样、变了味，落下了招人反对的口实。在非儒的精英人物中跳出来几位向孝道文化发起攻击。四川成都的吴虞，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将父亲诉至官府。吴虞不是好儿女，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生活相当优裕，然而，他却断然拒绝对女儿的照顾，“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吴虞日记》）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
另一个“非孝”的先锋是南社的柳亚子，他甚至比吴虞更胜一筹，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

实在说，当时一批“非孝”者，他们对孝道文化的抨击并非全错，但对孝道文化缺乏客观的理性的思考，大半在于以走极端博取虚名尔，所以不仅言行狂悖，且往往自相矛盾但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有所保留的，新锐思想家们集中抨击的不是孝道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荒诞不经的部分。其实他们也十分珍视孝道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毕竟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对于孝道有慎重的考量。就是对于儒教教主孔老夫子本人，也存有几分敬畏之心。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
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可以看出，陈独秀不非孝，他反对的是狭隘的孝道观，主张博爱。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不仅不“非孝”，就是对孔夫子本人也心存敬畏。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口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目的道德规范，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民主主义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