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湖雨夜深沉(3)

我记事的时候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冬天，父亲到远处上水利建设工地去了，家里人人吃食堂，一大清早，祖母拿着小木桶，到一里多路外的食堂打稀饭，那天下雨，她是裹过脚的，歪歪唧唧的走在半尺深的烂泥田埂上，脚一滑，木桶里的稀饭泼光了，我们兄弟几人和她一起饿的嚎啕大哭。一天早上，我在灶塘口饿的歪下去了，这时，祖父的一个朋友上街，到我家见了我这样子，对母亲说，“你这孩子恐怕不行了，赶紧给他饭吃。”母亲说，“他从小体质差，嘴不‘泼辣’，（方言，嘴刁）哪有什么饭来喂他。”那大爷摸摸口袋，掏出半斤粮票给妈，我妈赶紧到餐馆买了碗饭，我吃了，方起来起身玩耍去了。后来母亲给我讲，要不是亏了这个爷爷，你早饿死了。唉，等我长大了，那爷爷也死了，大恩未报，只记得他是长湖大队的人。
吃食堂时，不准在家私自开伙，更不准家里私藏粮食。记得一天夜里，父亲把仅有一点米用瓦坛子装了，在做饭的土灶内里挖了很深的一个坑，埋下去，以躲避那挨家挨户来搜粮食的民兵。父亲会杀猪，队里一头母猪给悄悄杀了，分给各家各户，大人一再交代我们小孩，不要到处乱讲，我们都神色庄重的点头允诺。在水利工地上，父亲又病又饿，挑不动土，爬不上大堤，偷跑回家，躲在姑奶奶家，吃着捞渣，深怕民兵发现了把他用绳子捆了押走，父亲神情萎靡，唉声叹气。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就是父亲的痛苦时刻，几个孩子要上学，一分钱没有，我们总是被老师训话，要交报名费，书本费，这时父亲就到大队找会计开免费证明。交了证明还不行，老师说，只能免学杂费，书本费不能免啊。我们往往被站到外面，叫回去拿钱。这也好，我们弟兄就跟父亲说，没钱交，我们不读了。母亲就不许，把我们往学校赶，我们又不去，这时就有棍棒伺候。最怕的是下雨天，那土路上泥巴好深，没有塑胶雨鞋，一双单布鞋，一踩下去就湿了，滑掉了，到的教室，脚冷得要命，冻脚就开始了。记得那是我二年级，下雪了，我踩着冰凌到了校，下午放学，那雪被踩化了，泥巴又滑又深，我脚被泥粘着，趔趔趄趄的，这时，教我语文的李老师走来，把我扛在她肩上，送我回家。大家都看着我，做鬼脸，直叫唤，我也得意的在她肩上挥舞着小手。那女老师20岁不到，好漂亮，师范毕业刚分到毛李，叫李处芳，后来她一直教我们到六年级。
每年年终生产队分红，一年到头，勤扒苦做，绝大多数家庭总是超支，我父亲就总是叫去开超支兑现会，要他还钱。第一次父亲生大病卖了屋，接着他又病一场，家里孩子不断出生，口粮钱都挣不回来，自然又欠了队里的账。一般会议都是在晚上，在那仓库的一角，昏黄的煤油灯下，一群衣衫褴褛、愁眉苦脸的男人耷拉着头，像做错了什么的孩子，默默地无助的听着训斥，“你们不是口粮超支，是‘拉用’（‘挪用’的误读）超支。拉用，你们是没钱拉拉的用，所以超支。”晚上，在黑黑的院子里，母亲叹口气说，什么时候才还清超支啊，我问欠队里多少钱，母亲说400多块钱，啊，这可是一笔大数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