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性生活：手淫文化史(3)

而且，在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媒体的报导里，关于性话题的似乎都是一派乐观景象。《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在一篇名为“中国的第三次性革命”的文章里写道：“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新的性革命。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透过这次性革命，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少女性观念的更新。最后，性仅仅成为性。”
然而，“性如果只是成为性”，自我和快乐在今天的中国能很好地实现的话，在网络上，在现实中，孤独和焦灼的人群也许不会那么庞大。
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底层访谈录》的书里，作者写道：“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1949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似乎每个人都醒悟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东西没有享受。爱领袖不如爱自己，这也是文革反思结论之一。”中国人的性从那以后，也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产品”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中国开始酿成托马斯·拉科尔(ThomasW.Laqueur)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里描写的那样，“那种认为性及性乐趣的终极横眉的是生育的旧观念已经不再被人们所遵从”。

随后，中国像个被压抑过久的孩子，“性能量喷涌出来，以歇斯底里的症状表示出来。”
拉科尔的预言击中了今天的中国，我们开始“排斥社会所认可的恰当的性行为、排斥了恰当的社会交往，也排斥了社会秩序自己”。
“西方世界在分歧的时代有分歧的性价值观，但是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价值观与褒性的价值观。”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微博)在《性爱二十讲》开篇提到，西方几千年的性的观念转变，在中国只进行了十几年。在文革中经历了苦难与饥饿的一代，在80年代短暂的精神疗养之后，迅速地在90年代开始遵从自我，对食物的饥饿感与性的压抑同时喷涌出来，像李银河提到的，“旧道德的错误在于对性的过分压制，而性的欲望和饮食的欲望一样，会因禁止而极大地增加，越是压制就越是强烈。”
在性开放和自由的90年代，“暂时的缓解”在中国演酿成了“狂欢”，社会的离婚率开始飙升。我们提到的那群孤独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环境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得糟糕。九十年代，他们正在青春期，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关爱，独生子少女的家庭，压抑的内心，让他们在孤独中成长，对关爱有着病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