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梦生花友天下生活感悟(8)

反过来说，如何才能合理地将汉语中错综复杂的亲属称呼翻译成英语呢？“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曾开玩笑似地作过以下的“典范翻译”：“表妹你好！”翻译成英语：“Good morning, my female-cousin-on-mother’s-or-paternal-aunt’s-side-younger-than-myself!”。但愿英语读者读后可以准确无误地理解笔者的意思，当然这本英语译本自然要比原本厚得多！
虽然这些都是十分特殊的例子，有些地方也不免有些牵强，但它至少从语言的角度对比了英国人和中国人对亲戚关系的不同重视。中国人将亲属关系很有条理地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几大系统，然后汉语就用各种称呼编织了一张特定族群的亲属制度所产生的文化符号之网，这种称呼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的标签，更决定了人们对族群中的不同亲属的态度和行为。
对此，美国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年）作了以下的总结：“尽管语言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别，然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任何思想都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语言的差别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对某一种思想熟悉到一定的程度，或关注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需要造出一个专门的单词或语言手段来表达这种思想”，所以真正的“身临其境”的翻译，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其次才是“语言表达的翻译”，不理解这一点，翻译的结果虽对句子大意的交流无大碍，但充其量只能是“达其意而乏其神”。

在斯德哥尔摩时，一位同事邀请我到他家在周围一座小岛上的度假屋去度假。很凑巧的是，他父亲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系的Ｌ教授，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闲聊时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Ｌ教授突然对我说：“您一定认识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只能遗憾地摇了摇头。
于是，他从书架上拿出自己的多年藏书，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年）的生平以及他对汉语研究的贡献：
高本汉在年轻时就立志要将比较历史音韵学的方法应用于汉语。1909年他在瑞典完成学士课程后，因为找不到学汉语的机会，专程到俄国的圣彼得堡跟着伊万诺夫教授（A．I．Ivanov）学习了两个月的基础汉语，后来他得到了瑞典基金会的一笔奖学金，于1910年3月起程到了中国，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迅速地掌握汉语口语和常用汉字，达到可以独立外出的程度。随后他就列出详细的调查问题表，开始进行系统的方言资料的收集与考证。
1911年，在正处于封建帝制崩溃、社会混乱时期的中国北方，高本汉打扮成读书人的样子，带着仆人走访了北京、太原以及周围的许多地方，不仅收集到丰富的方言资料，还写了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系列报道，刊登在瑞典的《新闻日报》上。在中国逗留了两年以后，奖学金已经用完，他就靠在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教授法语和英语谋生，并且继续自己的材料收集和考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