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孝道三劫》（大散文）(7)

国门打开后，西洋“非孝”的声音也传了进来，造就了一批新的“非孝”的“改革者”。他们既然崇拜西洋主义，对外国的东西当然要统统拿来，“非孝”自然要列入清单，照收不误。
说洋人不孝，有失公允。孝敬父母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这是人的本能，是人的造化使然。洋人也是人，岂能不言孝！西方《圣经·十诫》中，在为人的诫命中，孝亲列为首诫，足见基督教对孝的重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接见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他的答复出人意料，他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和老人！”这个洋人的话振聋发聩，让许多不孝的国人自惭行秽。
近百年来孝的卫道者视西洋文化如洪水猛兽，担心洋人的价值观会冲毁中华孝道文化的堤坝。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初走出国门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之中相当的多数被“洗了脑”，源于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顶礼膜拜，产生了离经叛道的“非孝”思想，当然他们至少觉得中国的孝道文化有需要改良的必要，这是对的。

改革开放要重新审视孝道文化，这是必然的。社会大变革的前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当此之时，孝道文化应当被重新评估。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非孝”的出现是个悖论，也不是改革设计者的初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先生，并不反对孝道文化。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邓小平年谱（1975——1997）》）
邓小平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四海漂泊，但对自己的家庭却是特别地珍惜，对于自己的亲人也总是牵挂在心。“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仍然以自己的努力营造着家庭和睦和谐的气氛。晚年的邓小平享受着传统中国人“四世同堂”的福份。邓小平非常关心后代，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和谐幸福的家庭无疑为邓小平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征途上披荆斩棘提供了坚实后盾和温暖的情感港湾。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认为“家庭是个好东西”是有切身感受的，不是泛泛而言。